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如果市场搞得好，也可向外部交易者开放，可成为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机构。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让大家转变思路，强调的就是创新很重要。
如果存量产出中也采用新技术，将推动全社会碳排放总量下降。这样一个核算体系和现有体制是能够无缝对接的。比如说临汾这个地区搞一张表，把各个企业老的技术和新的技术碳替减和碳减排账算清楚，作为内部粮票在本地区结果互认。我国碳排放权市场从无到有是一个进步，但存在结构性缺陷。相对减少的碳排放则成为碳替减。
采用新技术产生碳替减企业则可获得减碳收益，形成创新激励机制。本地政府对外都是按照国家的口径整体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或者是碳排放总量下降。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民营企业均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中部和西部地区新设民营企业同比增长更快，体现着区域发展更加均衡
否则，治理成本将会指数化上升。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事权、支出责任也都需要上移。各部门把责任层层下移，但权力都是在上头，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权责的严重不对称。
在这个社会中，比如说我们的校舍、医院，它应当根据常住人口来考虑，而不是户籍人口，也包括我们讲的编制，比如，一个地方警察有多少，是不是应当与当地的常住人口有关，但目前这些编制的配置是按户籍人口来的，这就是很多地方有大量协警的一个原因。 这些年来我们经济思维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一直推进市场化改革。
而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就慢于经济方面，城乡关系当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关涉大多数人的身份、权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等划分，都是在这一框架里头。每个部门发一个文件，实际上都含着点菜的意图，但各个部门横向间是背靠背的，点菜的时候总是会优先考虑部门的需要，优先太多，本来一人一个菜够吃了，但信息不对称，往往多点菜，地方财政盘子只有那么大，自然也就买不起单了。历史的记忆总是担心农民没有土地，进城之后不利于社会稳定。从一个基本的原理来看，权大的责任小，做决策风险小、成本低，就有可能导致官僚主义。
权小的责任大，权大的责任小。这种变化趋势与制度无关，与发展程度相关。支出方面下降得更快了，只有14%左右，如果把两本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加在一起，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足10%。我们过去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人不流动，可以按照地理思维去考虑问题、设计政策，但现在我们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地理概念的局限性越来越大。
这里面，改革还是非常重要的，基于目前的状况，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次颇具深度和规模的改革，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市场化改革目的是什么？通俗地讲，就是怎么挣钱，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国家强起来，相对于计划经济，承认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
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是不是走向了拐点，经济增速会不会不断探底。有些人担心农民大量举家迁徙进城后，一旦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社会稳定怎么办，因而就有了所谓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的说法，农村可以吸纳大量的失业人群。
层级越低，这样的能力就越低。发达国家的财政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的，因为发展程度越高，跨区域的问题就越多，宏观的问题就越多，事权、支出责任不得不上移。这种按照户籍人口以编制管理的体制，实际上是从计划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它适应一个静态社会，在目前很容易出现失灵。这个困难是很多的，涉及很多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比如农村三块地改革，以及农民进城后作为新市民，能否享受到和老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本级收入占60%以上，本级支出至少50%，而我们国家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0%多，分税制改革之后曾经达到50%多，后来逐年下降。当这种涉及全国人口流动的事权时，就需要进一步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适当上移是大趋势。
比如说社会保障，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目前地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还有生态文明建设等各种责任，都压给了地方，但地方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协调能力、解决跨区域问题的能力。
这就是说，要做一种准备：让三五个人去种一个人可以种的地，这样每个人就只是吃个半饱。眼前已经到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需要改革的节点。
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信心，但另一方面，要有风险意识，要评估今后的变化趋势，以及对于我们实现2035年目标，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影响，包括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趋势的预期与判断，这都会连带影响外资外企、国际贸易和投资。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还是过去的体制遗留下来的，它已经不完全适应于现在的动态社会。
此外，在统筹协调不力的条件下，也容易在单一目标下层层加码。市场经济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的变化，治理也要跟上。目前权大责任小，权小责任大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比较常见。特别是一些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比如少子化、老龄化等，这些对经济增长当然会带来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更难周全了，这就涉及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因此，目前推动经济复苏尽快回归正常增长状态，这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上这些都属于治理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由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是越来越大。
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放开搞活，充分利用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再借助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发挥了我们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时候我们去调研，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看我们是劳动力输出大省，这些劳动力从小受教育等公共服务，我们都付出了大量的成本，但是我们啥也没有，也没税收也没GDP，劳动力流入大省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分一杯羹？类似这样的区域利益协调问题不可能由地方之间一一去协调，成本比较低的办法无疑是由中央来负责。
而且是迫切需要调整，不调整只会导致地方小马拉大车，效率越来越低，可能内生出一种风险：治理失灵，这种风险像温水煮青蛙，其过程是难以直观感受到的。而权小的责任大，只能被迫应付，就会导致各种形式主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提新型城镇化，更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能光让土地城镇化，光从经济的角度把农民的地征过来了，造房子、卖房子，城市里头一片繁荣，农民仅仅是个打工者，也要让人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实际就是农民的市民化。以现在地方财政的状况，新市民排到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小。
在财政上体现出来就是上面点菜，下面买单，如果点菜和买单不是一个人，点菜的就会使劲点，因为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从我们的调研来看，一些三、四线城市放开户籍后，在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优先老市民的，看上去新市民有排队资格，但不一定排得上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事权、支出责任也都需要上移。当这种涉及全国人口流动的事权时，就需要进一步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适当上移是大趋势。
而且是迫切需要调整，不调整只会导致地方小马拉大车，效率越来越低，可能内生出一种风险：治理失灵，这种风险像温水煮青蛙，其过程是难以直观感受到的。这里面，改革还是非常重要的，基于目前的状况，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次颇具深度和规模的改革，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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